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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老顽童沈昌文从此“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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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1-10 20:43

原标题：出版界老顽童沈昌文从此“无禁区”

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10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

文 | 河　西

著名出版家、作家沈昌文于今天凌晨逝世，享年90岁。

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正是他引进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和蔡志忠的漫画。这才有三联版的金庸小说全集，蔡志忠漫画系列，对中国读书界和一大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产生重大影响。

他主持下的《读书》杂志，被认为是“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的刊物，使《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1996年1月退休后，他又发起创办《万象》杂志，策划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丛书，在出版界和读书界有极高的声望。

私底下，沈昌文是个特别有趣的人，是出了名的“老顽童”。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是他自我形容的二十个字。很少有人会像沈昌文这样自我“糟践”，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昌文的性格：开朗、幽默。

这二十个字，字字都体现出一个老出版人的良苦用心，却是以一种利己利人的方式出现的。他说：“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约到好稿子，当然有时候退稿也要请客。“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些很过硬的私人关系为三联之后出版图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帮过的单位得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他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随笔集，名叫《最后的晚餐》，沈昌文当然不是达·芬奇，而且，他甘愿担当“门徒”的角色，不愿将自己摆在“耶稣”的位置上，充当老大。当然，这个题目中最关键的还是“晚餐”这个字，因为他说了：“当我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餐。”

1980年初，沈昌文希望调离，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打了报告，忽然范用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走，还在人民出版社，但可以从原来的部门调到新建立的三联编辑部，当主任，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沈昌文同意了。1980年3月，他正式到《读书》工作。

《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出版总署研究室办的，班子设在人民出版社。史枚、董秀玉、吴彬等是专职干部，范用代表人民出版社，还有像冯亦代这样的兼职专家。陈原名义是主编，实际上主要工作在商务印书馆。沈昌文以前翻译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喜欢编译稿，但编杂志是外行，慢慢地从头学起，他说实际上是当“万金油”。“好在我是出版社的‘老土地’，人头熟，好歹做下来了。1981年升任副主编，1986年为主编，直到1995年12月。但不论我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我凡遇《读书》的事必向‘CC’请示报告。‘CC’也者，《读书》杂志创办人陈翰伯、陈原是也。”

沈先生对汇报工作很有一套，美食业务那更是拿得起放得下。他说他编的是小刊物。他们当年，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他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炖的是红烧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几杯小酒落肚，吃饱喝足，这样之后再来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灵感迭现”。

除了炖得一手好红烧肉，上小馆也是家常便饭，沈先生自谓“交际草”是也。当时的《读书》和三联书店都不富裕，沈昌文说自己去饭馆请作者吃饭总要“左顾右盼”。“左顾者”，菜名，“右盼者”，价格，左顾而右盼，然后可以知几菜，知几钱，“当编辑的人还要学会当出纳的本领，好苦哟！”

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１０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但总能顺利过关。据说最关键的诀窍是沈昌文熟读马恩毛选，自己也翻译过多部马列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最著名的畅销书当然要数瓦西列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情爱论》了（发行120万册），也是沈昌文负责编辑的。

用马列主义观点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他从《读书》领导人两陈（陈翰伯和陈原）那里学来的。他每次向他们报告稿件情况，提到里面的新论述，他们都要反过来问他，关于这个问题，马列怎么说。他后来懂得，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主张，都可以在马列那里找到根据，至少他们有不少允许后人发展和开拓他们学说的言论。例如关于读书，其实马克思已经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读书》杂志的第一期，发了一篇《读书无禁区》，这一期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也登在《读书》创刊号的封面上），特别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读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云云自然都是为了将出版社和《读书》杂志编好，谈到三联书店在1986年恢复建制后的大发展，沈昌文谦虚地说：“研究读者需要，出版畅销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由这出发，出版社里最好有两个摊子，一摊做品牌，一摊做畅销。主持人则两面三刀，处处讨好，忽学忽商，亦中亦西，周旋其间，狼狈不堪，但也乐在其中。如有三摊子，更好。那一摊子是杂志，当然要办畅销一点的杂志。因为办杂志容易获得出畅销书的思想和作者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三联书店在短短几年里形成了自己卓尔不群然而又销量不低的图书品牌。沈昌文则以“书商”自诩，如果这个头衔成立的话，他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书商，而事实上，当时摆在沈昌文面前的困境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按照中国出版业专业分工的体制，到1986年三联书店成立时，“殖民地已分割完了”，沈昌文说，“就是说没有一个专业归你独占了，那多糟糕！”也就是说，各大出版社都有劳动分工，比如建筑类图书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小说类归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文艺社出版，翻译图书则归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的翻译类出版社出版，而三联书店夹在其中，如果不能拓展新途径，其发展的余地其实非常狭小。

在无奈之余，沈昌文他们想出两条出路：第一是强调三联的出版品都应有文化内涵。那就打破了门类的限制。如出杨绛的小说，尽管按门类不归三联，可是沈昌文向上面力争它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于是就谁也不能反对由三联来出了。第二条就是海外资源。“三联”海外有分店，关注海外理所当然。在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北京三联书店的‘分店’。事实上，三联的“总店”那时还居无定所，房无一间，‘分店’却早已名传天下，财贯亿万。事实上，据他个人了解，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出版观念上的发展远在大陆之前，可以取法之处很多。比如蔡志忠的漫画，他简直一见钟情，因为用漫画形式传播文化，大陆那时还没有。沈昌文当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蔡志忠很慷慨，版税多少，也不大争论，而且一应版税，结出后都存在沈昌文这里，他们可以用它来干这干那。沈昌文记得，那时许多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不大熟，都是看了他的画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热心起来的。“连我自己，都不大知道有一本书叫《菜根谭》，看了蔡作才了解。后来沈昌文又到香港谈下了金庸小说全集的版权。

在此之前在中国内地出版的金庸小说，都没有得到金庸先生授权，而沈昌文引进的这一套，才是第一套合法合规出版的金庸小说集，影响极为深远，当然也为三联书店带来了不小的收益，令三联可以有资金放开手脚出版更多高质量的人文社科书籍。在沈昌文先生的主持下，学术著作和品位不俗的通俗文艺作品成为三联书店展翅高飞的两翼，基本上奠定了现在三联书店的出版格局，在出版界也具有模范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