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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谈，邵丽长篇小说《金枝》：“精神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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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4 23:54

原标题：文艺创作谈，邵丽长篇小说《金枝》：“精神的”气候

邵丽长篇小说《金枝》：

“精神的”气候

文丨潘凯雄

邵丽的新长篇《金枝》我在正式出版前就已经拜读过，那时的作品名还叫《阶级》。说实话，当时仅看这个命名内心就有些冲击感。“阶级”二字对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本能地会触发许多回想，而且多是那种梦魇般的。邵丽当时以此为名是因为在她看来这“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

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成书后见书名改成了《金枝》，我自然能够想象最终弃用原名的一些顾虑，但对“金枝”二字的第一反应便是联想到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J.G.弗雷泽那部同名的原型批评名著，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一。“金枝”缘起于一个古老的地方习俗，弗雷泽在《金枝》中由此提出了“相似律”与“触染律”。而在作品中出现与“金枝”二字有关的则是第12节中，周语同将自己的一幅画作命名为“金枝玉叶”，因为“她渴望周家的女儿实现自己不曾实现的，完成自己不曾完成的，拥有自己不曾拥有的一切，真的活成金枝玉叶。”照此看来，两者至少在字面上多少还有一点点关联。

《金枝》全书15万字，分上下两部，每部8个小节，涉及周氏家族五代老小（其实还有四个第六代，但这四人基本只是交代性的闪现，姑且忽略），有名有姓者近30人，平均到每人身上也就5000字左右。作者当然不会平均用笔，但这样的篇幅即使是用于主要人物身上的笔墨显然也还是有限的。尽管如此，这些人物的前世今生、命运起伏和性格特征总体上还是十分清晰和特色鲜明的。这种效果的取得既有赖于作者简洁而明快的叙述，又得益于作者巧妙设计的树状结构。

《金枝》以周氏家族第三代中的周语同、也就是作品的主要叙述者“我”为中枢，这个“我”既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也在叙述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将《金枝》的整体结构比喻为树状，那么，它往下一直扎根到“我”的曾祖父周同尧那儿，往上即生长到“我”的女儿与侄子女们。其中“我”与父亲周启明是支撑整个故事的主干，其他一众人等都是围绕着这条主干轮番出场上阵。在16个小节中，绝大部分小节都是以周氏家族中某一位成员的成长及命运为主角，另外几个小节则是以这个家族中的某个事件串起周氏家族成员的联系。这样一种主次分明又互为联系照应的树状结构，使得作品整体虽枝蔓繁杂，但又井然有序。

《金枝》的故事既可以说是周氏家族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与周启明父女间或两代人之间从爱到“恨”到和解的历史，而且这样的影响还程度不同地沿袭到了“我”的下一代。正是周语同在作品中所居的承上启下的特殊位置以及她在作品中所承担的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对象之一这个特殊的角色，故而周氏父女间的那种爱“恨”交加的拧巴关系自然就成为《金枝》面世后被关注的焦点，所谓“审父”、“代际关系”、女性意识、家族寻根等话题也随之成为评价与研究《金枝》的若干焦点。

对此，我都不存异议，也认同这些的确都是《金枝》的重要特点，但我同时又以为在这些散点的背后还存有另一种强大的统筹力将它们归集成一体。在这里我姑且借用19世纪法国史学家和批评家丹纳著名的“‘精神的’气候”这五个字来概括《金枝》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统筹力，而这也恰是《金枝》的重要特色及文学贡献之所在。

19世纪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被誉为“批评家心目中拿破仑”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并以此为原则考察分析了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

他强调：“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在丹纳心目中，这一切就是“‘精神的’气候”。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丹纳的艺术主张和批评实践，固然也存有机械与绝对、对作家艺术家艺术个性尊重不够等不足，但总体上却是为人们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打开了一扇更宽广的窗口。如果以此来审视《金枝》，那么除去审父、代际矛盾、家族寻根、女性意识这些具体的冲突之外，是否更有一种强大而丰盈的“‘精神的’气候”？或者也可以说，在那些具体的冲突和矛盾背后，总是能够发现“‘精神的’气候”之种种挥之不去的影子。

尽管《金枝》上演的是一场五世同书的大戏，但戏份的轴心显然是“我”即周语同，戏码最足者则是由“我”这个轴心衍伸开去的上下两代。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金枝》是五世同书，倒不如说是三代同堂更为贴切。“我”的上三辈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尽管是血亲意义上的三代嫡传，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仍可视为同一代；“我”的下一代无论是亲生的还是姑表姨表是一代；“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虽是血亲上的同代人，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是介乎“我”的上三辈和下一代之间的过渡代。

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意义包括他们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环境以及彼时彼处的风俗习性、人情世故等与社会现状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诸元素。以这样的标准反观，将其中的周氏家族五世概括成三个代际就绝对不是主观上的随意为之。“我”的上辈们无论是曾祖父还是祖父抑或父亲，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抵就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旧民主革命至新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初期这样一个历经激烈动荡变化的时代；“我”的下一代则生长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至于“我”和“我”兄弟姐妹们的主要经历则是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初创到新时期。

这三个大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及风俗习性莫不发生了或地覆天翻或静悄悄的变化，存在着多少天壤之别自然不言而喻。置身于这样的视域中反观三代人迥异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冲突碰撞，就一点都不会感到新奇和惊诧。

从周同尧到周秉正到周启明，这祖孙三代的婚变史何以如出一辙？从老祖母到裳到穗子这三位弃妇那种生是周家媳死是周家鬼的生活态度又何以惊人一致？从周河开、周鹏程、周雁来到林树苗到周小雨这些周氏家族第五代的人生态度又何以各自卓尔不同？周雁来笔下的穗子和栓妮子与周语同叙述中的这两位何以迥然有异？周启明与周语同父女间那种既爱且疏的微妙关系何以形成？⋯⋯将《金枝》中设置的这一连串问号置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语境之中，答案至少是有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指向与轮廓。

鉴于以上辨析，我固然也会为《金枝》中那奇异的代际矛盾、父女冲突感到心动，但更为作者不动声色地展示出“‘精神的’气候”的力量和复杂感到震撼。的确，在《金枝》中，邵丽只是在借“我”之口讲述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几乎没有正面刻意书写时代、环境和种族这些社会的、历史的元素，但它们却无时无处、无声无息地存在于作品的不同角落，为每个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提供着强大的内在逻辑。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特色卓著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的现实主义佳作。现在人们总是呼唤文学创作要关注现实、体现时代，殊不知现实与时代之于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直不楞登地用文字来书写，而是悄无声息地灌注于作品人物与故事之中，《金枝》的成功亦正在于此。

《金枝》是一部十分紧凑的长篇，或许也适应当下数字化时代匆忙而碎片化的阅读节奏。但我个人还是以为，就《金枝》这样五世同书的内容，且又是以展现“‘精神的’气候”为显著特色的长篇小说而言，现在这样的篇幅多少还是显得有点拘束。现在作品基本只有“我”这惟一的叙述，这样无异于在视角、手段和语言等方面给自己戴上了一具枷锁，倘能适度调动一些其他的呈现手段，整部作品或许会更加丰满深入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主观感受，未必对，直录于此，仅供邵丽参考吧。

创作谈

我的父亲母亲

文丨邵丽

邵丽

《金枝》是一部有关父亲的作品，父亲却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家庭的权力符号。我对父亲的言说，几乎成了一种病，是那种被焦虑加持的强迫症。而那个被我说道的父亲，却离我越来越远。我觉得与其说父爱如山，倒不如说父亲如山。不管他表达出来的是爱、沉默、冷漠或者怨怼，都因为父权的赋权而被格外放大，有时沉重，有时庄重。当然，也可能有更为复杂的意涵。我越来越密集地涉足有关父亲的创作，尤其是他去世之后，我觉得梳理我们的关系成为一种写作使命。他生活的时代和我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很多年，而重叠的那部分，是构成中国历史厚度和难度的重要阶段，有突如其来的天灾，也有绵延不绝的人祸，更有欲言又止的难言之隐。所以讲述父亲于我而言有了一种向历史致敬的意味。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仅是我，恰如其分地处理父子关系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其一，这个问题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可忽略的。其二，父子关系的疏密好坏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走向。这个问题如果往深处想是非常令人纠结、沮丧的。就问题的本质而言，父亲既是真实的存在，又是极具象征性的一个符号。人类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家庭这个私密领域，父亲都代表着权威。但父亲的权威因为过于程式化，实际上反而被虚置了，就像那些名义上的国王。说起来父亲是权力的化身，或者是权力本身。但在一个家庭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组织和管理家庭的基本上都是母亲。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青少年时期，我们对父亲的反叛仿佛是成长的标志。这也许是我与父亲内在紧张关系的根源。过去我始终以为，在我们家只有我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后来我与两个哥哥谈起这个话题，他们也深有同感，甚至比我更甚。而我们与父亲关系的可言说性，对于母亲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当你说起父亲的时候，可以置身事外，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讨论，他就是“他”。而母亲则不行，母亲是形而下的，是与你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我们”。

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而言，父亲是用来被打倒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对社会的抗争其实就是对父权的抵抗。这往往使我们与父亲的相互融入困难重重。当我们为人父母之后，用一个父辈的心态去打量父亲，却发现我们愈是想更清楚地看清他，他反而变得愈加模糊。如果想看清楚父亲，必须先看清楚那个时代。如果那个时代语焉不详，我们在此情况下获得的那个“父亲”，更是一个概念化的存在。当然与父亲的对立也不惟独出现在东方，在西方也是如此。弑父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也是人类的悲剧根源之一。

《金枝》更多地是从家庭伦理方面，或者说是从家族历史方面讨论父亲。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自婚姻到事业都发生了“革命”，这样的人生在他那一代人中极具代表性。如果从乡村的、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像他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他是一个成功的旧社会的脱逃者。但脱离开功利导向去审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虽然他一生谨慎，但是因为家庭关系的影响，他几乎没有逃脱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他所勉力维护的，比如他身后的两个家庭，后来都成为他巨大的精神包袱。于是他选择了躲避，把更多的家庭责任和矛盾抛给了妻子，甚至还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父亲的躲闪，客观上直接将“我”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下，其中的恩恩怨怨，真是一言难尽。“我”心深处也未必不是以维护家庭、拒绝闯入者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而对栓妮子和穗子强烈的恨意，不幸成为“我”成长的主要养分。如果说，栓妮子心中的恶之花是由穗子浇灌，她们母女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话，那么“我”睚眦必报的隐秘仇恨，则是来自于父亲对我的“刻意”忽略，只不过是几十年来我孤军奋战而已。

父亲身后历史的纵深，即使我再怎么努力呈现，也只是冰山之一角。从“我”的曾祖父到女儿及侄女辈，涉及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恰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平行。但我无意作历史的宏大叙述，对于父辈们的选择与坚持也只作冷眼旁观。然而，毕竟我身处其中，枝枝蔓蔓的梳理总是让我难以独善其身。虽然我足以冷静到以既在故事之外又在故事之中的视角观察个人与家族命运，但在爱与恨、生与死的两个维度之间，很难有客观的取舍。聊以自慰的是，至少我对人性的观察和人生的反省，还是以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做出了努力。

家族矛盾在“我”这一代持续酝酿，最后达到高潮。以“我”的视角看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害，经由岁月的蒸馏和记忆的过滤，在心中反复酝酿，早已以一种平稳沉静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原本的面目。这恰恰是我最纠结的矛盾所在，很难以简单的悲剧二字来定义。而真正的原谅、诚恳的和解，在作品中迟迟未到。也许“我”只是想以公开寻求某种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谅和救赎。

毕竟认真说来，爱与恨是情感的两个极端，一切贪嗔痴慢疑皆在其中，游离转化变幻万千，一时的亲情冲动就握手言和，难免显得草率。生与死则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人生短暂，云烟过眼，时间最是残酷也最是公平。不管愿不愿意，最终只能放下。其实仔细想来，这也是我写作的一大障碍：对苦难津津乐道，而对快乐却一笔带过。“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诚哉斯言！

抛却家庭和个人的情感，我觉得惟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才最值得一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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