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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西登托普：要理解自由主义，必须先理解基督教的道德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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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2 09:49

原标题：拉里•西登托普：要理解自由主义，必须先理解基督教的道德直觉

【文/拉里•西登托普】

与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的基础是一些共通的信念。但与其他大多数文化不同，西方信念将平等的理念摆在了优先位置。对平等的偏爱是一种前提，排除了持久的地位不平等以及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权威主义。对平等的偏爱构成了世俗国家和自然权利理念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传统唯一承认的天赋权利，就是个体的自由。

其中，基督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人们大多不认为自由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理念有着宗教根源。显然，作为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一项伟大目标，政教分离转移了人们对于世俗主义之根源的注意。但是，欧洲有着一场长期盛行的“内战”，如今还可能烧到了美国。

这是什么内战？宗教信仰与无神论世俗主义之间势不两立的内战，而长久以来滋生这种看法的土壤就是人们对如下历史事件的记忆：

16世纪英格兰清教徒“殉道”时的火刑，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传说，以罗马天主教会为首的众教会的“神圣同盟”，以及社会保守主义势力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扑。

这些记忆或许已经黯淡，但人们对世俗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深刻冲突的感受，最近却在西欧社会复苏，并且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在欧洲，大量移民和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大量增长，已经戏剧化地扩展了非基督教信仰的范围。这些信仰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因此，关于宗教信仰与世俗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重新进入了公共讨论领域。2001年到2002年，欧洲的基督教根基成了一套欧盟宪法提案的议题，当时表示支持的声音很强，例如波兰；反对的声浪也很强，例如法国。

但是，最大多数人的回应是某种尴尬，某种希望这个问题赶紧消失的不适感。鉴于这套宪法条约草案在全民投票阶段遭遇了失败，这个问题也就消失了，但尴尬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旦考察清楚，它就能揭示为什么欧洲没有为今日世界设计出一套更加融贯的身份认同。它揭示了我所谓的欧洲“内战”。

因此，我们要尽力触及这种尴尬的来源。在我看来，欧洲人在反思自身历史时，至少会默认有一种普遍的断裂感存在，甚至更加直白地说，他们不愿意进行这种反思。这种普遍存在的断裂感，削弱了欧洲在人类对话当中的声音。

不止如此，它还有助于解释欧洲人与美国人最重要的态度差异。我们究竟是从什么出发一路走到今天？世俗国家、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与欧洲的过去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已经成了自己历史编纂的对象，而且不只是在一个职业性的、学术化的层次。

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写作有什么典型特点呢？那就是它们故意尽可能缩小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同时尽可能拉大现代欧洲与中世纪在道德和智识上的距离。我们知道，这种倾向最早出现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因为它钦慕古人，对大学和教会里的“经院主义”抱有敌意。但在18世纪尤其是法国哲学家那里，这种倾向发展成了一种激烈的反教士主义，结果重塑了人们对欧洲历史的理解。

波提切利的油画《春》，绝妙地诠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世俗精神。

18世纪的史学家面临的一种主要诱惑，就是将古代世界描写成“世俗的”，由此提供古代与欧洲国家的接触点。而在欧洲国家中，教会与教士的角色遭到了抵抗和重新界定。在新教国家里，这一切早就发生了，但到了18世纪，即便天主教国家也未能幸免，例如好几个天主教国家都驱逐了耶稣会。

认为古代世界是世俗的，公民免受教士和一个有特权的教条主义的教会压迫，这样的看法成了政治论战的一件重要武器。还有，另一种观念也成了武器：人们认为中世纪教会想实现一种神权政治，让思想遭受“迷信”和教士私利的钳制。这两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但我认为它们瑜不掩瑕，因为它们都遗漏了某种基础性的事实，这一事实与它们理解的古代根本不相符。因此，让我们回顾一下前面发现的事实。

先以人们认为古代就是“世俗”的看法为例。这种解释的麻烦在于，它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宗教，运用不恰当的标准来检验宗教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正如库朗热在《古代城邦》里所言，古希腊罗马的宗教并非对个体良心说话。相反，它不仅说给家庭，还通过家庭来发声。要想找到宗教和神职人员，我们就必须到家庭中去找。

古代家庭自身就是一种宗教敬拜，家父长是它的最高祭司，负责照看家庭的祭坛及其“圣火”，而圣火使祖宗变得可见，因此，古代宗教是通过家父长而对神圣祖宗的敬拜，也是家庭内部一种身份角色的彻底不平等，以及一系列复杂的仪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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