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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科学新思想和实学新兴趣的出现造就了哪些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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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3 17:29

原标题：明朝时期科学新思想和实学新兴趣的出现造就了哪些文学作品

引言

一种具有科学特征的新思想方向，可能以不同程度的松散方式而与李贽的反传统主义以及他对待经典传统的怀疑态度联系起来了，而这种经典传统在中国社会中，曾扮演过类似于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扮演的那种角色。

人们一般都把创造一种文献和历史考证的科学方法，归功于顾炎武（1613~1682年）以及18世纪的那些大训话学家们。事实上，人们可以把清代训诂学派的起源上溯到16世纪。从1543年起，梅骜就揭露了历史经典《古文尚书》的伪作特征，认为它应断代为汉代。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

陈第（1541~1617年）是最早触及到历史语音学研究问题的人，这些问题于稍后又由顾炎武在其《毛诗古音考》一书（1606年）中，作了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第一次在字典中将汉字分为214个部首（偏旁）的做法，归功于梅膺祚，这种分类从他那个时代起，就变成传统了。该字典即《字汇》（1615年），其中共收33 179个汉文方块字。

在宋末和元代就曾被大量学习研究的数学，在明代似乎遭到了遗弃，此种情况一直拖延到耶稣会神父们，以及他们之中最著名者利玛窦重新引导大家注意数字科学的时代为止，他们于17世纪初引发了对中国数学及其历史之好奇心的一种复兴。但天文学和历法科学在16世纪时，仍是人们研究和出版的内容。宗王朱载堉（1536~?年）热衷于数学和音律学，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确定了平均律的人。

▲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朱载堉

事实很可能正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由1584年出版的《律学新说》所阐述的研究成果，成了欧洲在1605~1608年间出现平均律的源头。但当时的新思想主要表现在使用知识领域中。数目相当多的一批具有技术或科学特征的著作，在明末问世了。它们几乎涉及到了知识的所有分支（药典、植物学、农业、手工技艺、舆地学……),并且无疑都表现了16世纪实现的某些进步。《工部厂库须知》（1615年）是有关中国技术史的最丰富的资料宝库之一。紧接着它之后的，便是于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这部图解著作也全面论述了农业以及纺织、瓷器、冶金、漕运、兵械、笔墨和纸张等技术。

王徵（1571~1644年）在其诸多著作中，描述了由他发明的大量农业、水利和军事机械。他也与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Johann Schreck)合作，写成了《远西奇器图说》一书。在明末也出现了大批农业论著：马一龙（1490~1571年）的《农说》、有关明末浙江北部平原之农耕方法的《沈氏农书》、《农圃六书》（1636年），特别是利玛窦的弟子和欧文科学著作的翻译家徐光启（1562~1633年）的《农政全书》。后者是有关中国农业技术的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其中也包括有关西方水利技术和地理的资料。

▲《远西奇器图说》内页

在16世纪初叶和17世纪中叶，出版的医学卫生（保健学、营养学、针灸学、妇科学等）和药学著作中，我们应该特别提及李时珍（1518~1598年）的植物学和药草志的不朽巨著《本草纲目》。这是一部于1552年开始，经过16年的艰苦工作，而于1578年完成的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共包括对于可作药用的一千多种植物和一千多种动物的记述，1596年被配以精美图版刊印。我们于其中发现了对一种种痘术或接种术的首次记载，其基本原理与后来在西方产生了免疫学的那种接种方法没有多大差异。

军事科学同样也证明了技术的这种基本发展，17世纪初的一部如同是与11世纪中叶宋代问世的名著《武经总要》之对应本的军事艺术名著，出版于1621年，这就是茅元仪的《武备志》。他提供了有关火器的资料，并利用这一大好机会而于其中重提这类兵械，即从其开始在中国发展（10~13世纪）的时代起的全部历史。中国式的火炮在明代仍保持了一种重要角色，它们在1407年的越南事变中曾被广泛使用。威力更大的新火器（炮和轻武器）从德国修道士贝特霍尔德·施瓦茨（Berthold Schawarz,1310~1389年）的实验开始，而在欧洲被改进，此后它们可能是由葡萄牙人在16世纪传入了东亚。它们在中国不大受重用，因为那里的人始终都依恋和重视传统类型的臼炮，但它们却在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

▲使用火枪的士兵们

曾在16世纪中叶蹂躏中国海岸的倭寇就已经使用了火枪。由于这是引入种子岛（Tanegashima)的武器，所以该岛名在日本变成了对这种武器的通称。当明朝军队于1593~1598年间，在朝鲜反击由丰臣秀吉将军率领的日本侵略军时，这些新武器无疑给日军造成了麻烦。明朝正是从此时起，才寻求采用欧式火枪，它们在中国以“佛朗机铳”之名而著称。为了在辽河流域反击满族人，明朝通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斡旋，让澳门的葡萄牙人铸造火炮。但中国人很可能是通过葡萄牙人之外的其他渠道在16世纪了解到了欧洲火炮。

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出版了一部著作《西域土地人物略》。它论述了西域、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直到君士坦丁堡的山水系统、物产和人物，它似乎为明代中国与当时地中海沿岸的近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某些证据。其他的舆地学著作，也都揭示了明末有关外国知识的进展。《殊域周咨录》（其序写于1574年，刊印于1583年）论述到了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吐蕃、西域和蒙古的情况。福建人张燮的《东西洋考》（完成于1617年，刊印于1618年）主要是论述东南亚国家的，但它也提供了有关日本人、荷兰人和航海技术的某些珍贵资料。正是在出版物非常丰富的17世纪的上半叶，才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舆地学家徐宏祖（徐霞客，1586~1641年），他是第一位对地形和地理产生强烈兴趣的学者。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

他的著作是直接考察，并于30年间穿过中国南部和西部旅行期间，所作笔记的结晶。徐霞客发现了广东的大江－西江以及长江的源头。他考察印度诸大江大河的上游时发现，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萨尔温江和湄公河在其上游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但这位舆地学家的伟大才华，主要是通过其游记和地质考察的价值表现出来的。市民文学一种更接近口语方言而不是古典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在明末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它是针对渴望消遣娱乐的市民大众的，这些人的文化修养不高，但却不受由经典培养所灌输的文化束缚力的限制。大家在大量通俗出版物中，发现了这类以大众为读者主体的直接佐证。

▲徐霞客画像

在万历时代（1573~1619年），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术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次廉价出版物的出版高潮；出版了大量通俗性书的福建北部的书局，从1571年左右开始成为这类出版物的主要中心之一。明末的传奇文学，出自可以追溯到11~13世纪的开封与杭州娱乐场所，它后来脱离了原形，并表现出了某些只能通过风俗习惯的深刻发展来解释的新奇特征，其中想象、杜撰、心理推测和发挥的成分，要比在14世纪的著名小说中大得多，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它们的内容也都丰富和发展起来了。其作者们有的是官吏，但更多地则属于那个人数众多和无职务的文人阶级，他们通过一些迫不得已的途径来谋生，即试图从有职有权者的订货人中，或者在家庭教师或学校教员的职业中，获得微薄收入以维持生计。

结语

明末有两部最著名的小说，即1570年左右出版的、叙述高僧玄奘和猴子孙悟空赴印度朝圣取经期间所经过的冒险经历的《西游记》；描述了山东一个富商的生活、可断代为1619年左右的《金瓶梅》。它们均提供了风俗习惯的变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资料。前者有一点儿拉伯雷的文风和讽刺挖苦的格调，大量地从差异最为纷繁的灵感之源中吸取资料；后者系现实主义和市民阶级的著作，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风俗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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