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常被发自内心的笑容感动落泪
原标题：卢一萍：常被发自内心的笑容感动落泪
春风一吹，靠近梨子寨的那座山山顶的那棵老梨树又开花了。
那是棵约有300多岁的梨树。如果它有耳朵的话，它肯定听过这样几句苗歌：“有女莫嫁梨子寨，一年四季吃野菜。山高沟深路难走，嫁去后悔一辈子。”
当然，如果它还能够思考的话，它肯定也会这样想：“那首‘有女莫嫁梨子寨’的歌怎么有好几年没人唱了？”
那棵沉默的老梨树伫立在武陵山区的一个高处，300多年了，它脚下的寨子炊烟不绝，它远眺着的群山绵延不尽。
那座苗寨，和那棵老梨树一样，在时间的长河中，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是，苗寨的人活了一茬又一茬，但那棵梨树还是那棵梨树。
春华秋实，随时节轮回而交替重复着老面目的它没想到有一天会被写入书，会被更多人看到。
“它除了将一树梨花独自开放，把酸涩的果子悄悄结着，并没给山里的人们带来多少安慰。”
这么说它，它要是知道，或许会感到委屈，但不会否认这个事实——在它见证“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提出后，它守望了数百年的山寨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后续的变化，它还在见证着。
它脚下的梨子寨是十八洞村四座苗寨中最小的一座。十八洞村曾和那棵老梨树那样寂寂无闻了数百年乃至更久，但在成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后，已是举世瞩目。
“自那以后，梨子寨那棵梨树逐渐显露了枯木逢春之相。初冬，它抖落一身风霜浸染的老叶，酣然入梦；春风徐来之时，它又舒展一身枝条，舞动一蓬灼灼大花，招呼着梨子寨人，不要辜负这生机盎然的武陵之春。”
那棵老梨树和它守望的村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被作家卢一萍写进了《扶贫志》。
撰文/本报记者刘建勇
良知和责任促使完成了这次“冒险”的写作
受邀写《扶贫志》时，卢一萍很犹豫。湘西对他来说是异乡，他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还有就是时间太紧，他担心完不成这个任务。卢一萍曾经是名军人，军人的血性让他最终决定挑战这个“急难险重”的任务。
潇湘晨报：在《扶贫志》之前，你写过小说《黑白》《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等，写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天堑》等，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作家，最近你在谈论到《扶贫志》的时候说“这是一次冒险的写作”，为什么这么说？
卢一萍：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的确是我的一次冒险。我写作这本书时，几乎每天都只敢休息五个小时，身心都在其中，只有停下笔来才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到现在这种疲惫也没有缓解过来。
其实我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写完这本书，因为它太宏大了。我之所以要硬撑下来，是脱贫攻坚这个重大的主题吸引了我，这是国之大事，前所未有。在这之前，作为一个写作者，说句实在话，我对脱贫攻坚除了在新闻上有所了解，其实很少知道其中的实情和细节。我想，也许是良知或者是写作者的责任促使我踏上了湘西采访之旅。
潇湘晨报：你有担心写不好吗？
卢一萍：迄今为止，中国作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属于乡土作家或是写乡土的作家，包括我在内。但，这些写乡土的作家或乡土作家大多数已进城，作家们对农村的陌生，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些人所写农村即使在虚构层面来讲，也是不准确的。因此，不少作家选择写想象中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这是一种主流，所以如果从文学作品上来看，中国的农村似乎还停滞在过去。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希望有机会真正深入其中，了解当下农村的面貌。这两年写脱贫攻坚的图书很多，可以说汗牛充栋，所以我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怎么写好它。
潇湘晨报：是什么让你克服压力，接下这次冒险的写作任务？
卢一萍：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我一直以来关注中国农村的变化。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活在那里。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大问题，事关国家的发展。我一直着眼于对土地、对乡村的观照，为离开乡村的人提供一种对乡村的基础认识。
我在农村长大，贫穷是我从小就面临的苦难。我在《扶贫志》后记中用有限的文字描述了做一个农民的不易：“我是能做每一样农活的，熟悉每块田地里泥土的厚薄和颜色——并非都是黄土，还有暗红、褚色，知道每一粒粮食来之不易。我清楚地记得每次耕种时的辛劳，以及撒下种子后的忧虑——除非收获了，从不敢抱什么希望，一切都得仰仗老天爷给的风、给的雨、给的光，风大了，庄稼倒伏，果实落地；雨多了涝，雨少了旱；阳光不足，收成不好，阳光太烈，赤地千里；以及虫灾、假种子，甚至施肥过多，都可能影响收成，所以，做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日日忧虑，步步惊心，心如汤煮。”
乡亲们的处境我感同身受。正是这种情怀，使我决心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尽可能写好。
潇湘晨报：压力大、写作时间短，你对这部作品满意吗？
卢一萍：说句实在话，我自己写完这部作品，都有些麻木了，虽然我采访过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张面孔，去到的每一个村子、每一户人家的样貌，所走过的路，都清晰地留在记忆之中。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把他们的感受反馈到我这里，在复述其中的故事时，我倒很感动，好像那本书不是我写的。
这本书刚写完的时候，我不敢去读，我是最近几天才把有些章节读了一下，我自己觉得还是能够打动我自己的内心。我读了之后舒了一口气，还行，没有丢人。为什么？因为那本书里至少有95%到98%的话是被采访者自己讲出来的。
常被采访时遇到的笑脸感动得流泪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是从时代命运切入个人命运，用个人命运去切入时代命运，从个人命运的变迁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从个人命运的变化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彭学明看完《扶贫志》后给予了盛赞。彭学明的老家就是湘西，卢一萍笔下的人物有几个恰好是彭学明的朋友，他觉得卢一萍的《扶贫志》“完全是出新了”。
潇湘晨报：很多经典作品的开头，不仅给全书定了基调，也是读者进入作品的第一道门，打开这道门能够看到的风景决定了读者是否有兴趣继续读下去。《扶贫志》前引里，你用梨子寨那棵300年的梨树开篇，是有着怎样的用意？
卢一萍：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部作品要找一个好的开头、好的入口，更具文学性。其次，它有一种隐喻，有一种象征，那是一棵古老的梨树，300多年都没变化，如果很生硬地直接说十八洞村近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太生硬了，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
潇湘晨报：你觉得《扶贫志》与其他主旋律题材相比，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
卢一萍：我这次写的就是一曲颂歌，一曲普通人在国之大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的颂歌，他们没有过于灿烂的光辉，也不高大，但他们如河里金沙，十分醒目。
这部作品，我是用心去写的。我的根在农村，我不能去糊弄。这也是我虽在疫情之间，还是坚持要到农村采访四十多天的原因。
潇湘晨报：你最近还提到过，你印象最深的，是你在湘西采访时看到的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容，那些笑容让你回想起来依然会感动落泪。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让你感动落泪的是你看到的笑容而不是其他？
卢一萍：我出生于农村。知道就是这一张笑脸就不容易。有个画家叫罗中立，他画了一幅很著名的画《父亲》，这一度就是中国农民——也是我们祖辈、父辈的形象，愁苦、无限沧桑。而他那个《父亲》的形象，不是凭空想象的，是他在大巴山写生所得。写这本书之前去湘西采访，以为会看到那样的几张面孔，我却没有看到。我看到，人们的面容是舒展的。这一点让我感受感觉特别明显。像我采访的施大娟老人，都八十多岁了，老伴离去了，女儿不在身边，但那种笑让人难以忘记，有时候我想起来都会感动得流泪。
一路下来，我看到人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来之不易，我知道这种变化不仅对于我个人、甚至对于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珍贵的。这其实就是精准扶贫的结果。
潇湘晨报：你写到的十八个主要写作对象，你觉得在当下中国的乡村，他们的存在，有着怎样的意义？
卢一萍：因为体例是“志”，所以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列传，是一部向上之书、光明之作，一部关于我们的父老乡亲在这个时代的心灵史，一本关于当下农村的小百科全书。
有评论说：“《扶贫志》通过尽力接近人，以寻找人类如何超越平凡、成就伟大的秘密，从而完成了对这一宏阔题材的撰写和超越。”评论家的这一评价，应该是过誉了，但的确是我写《扶贫志》的初衷。
我觉得我在书中写的这十八章就是十八种人生的经历，也是十八种经验，十八种方式，十八种情怀。这些人的人生经验和方法是可供借鉴的，他们的情怀是值得尊敬的。
希望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还有回得去的故乡
为了让《扶贫志》反映湘西精准扶贫的全貌，卢一萍走遍了包括常德、张家界、怀化三市部分地区在内的“大湘西”，先后深入过30多个村寨，寻访了70多人，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最后从240万字的采访笔记和录音整理的素材中，以人为志，选取了18个亲历者的故事，运用复调结构，通过不同侧面，描写了普通人在全国性的战贫壮举中的各种命运和奋斗历程。书的后记中，他希望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都有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潇湘晨报：你的家乡是怎样的？它和湘西像吗？
卢一萍：湘西是我希望了解从而理解的一片土地，它与我的老家大巴山有一种近似的境况。在文化上同源，那就是在古代都属于巴文化的范畴。
离开老家30年，即使不时回去，故乡还是逐渐变成了一个梦境。老家的一切，大多是母亲转述给我的，是一个“二手故乡”——那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曾一心要逃离、摆脱的地方，因为当兵，我得以离开那里。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离开农村，跳出农门，既是父母的期望，也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1990年3月，我参军入伍，服役三年余，考入军校，终于不用再怀抱黄土，背负烈日。此后从少尉排长而至军旅作家，或大漠军营或雪域边关，或京城求学或沪上读书，或新疆或四川，或拿枪或捉笔，在外颠簸半生，把自己打量一番，发现依然是个农民——从内心里，也更认同自己的这个身份。主要是发现，四面八方走遍，都是他乡，天南海北滋味尝遍，还是老家滋味最好。故乡只有一个，归处只有一个。所以回到蜀地，总想往老家跑，城里长大的妻子很是不解，城里多么舒适，为啥总想回那个地方？
潇湘晨报：《扶贫志》中未选取的湘西素材，以后有没有一些会出现在你的笔下？
卢一萍：我的小说写作，也就是“虚构”，大多来自“非虚构”，也就是我当年所写的那些纪实文学。我采访了大量的人，去了很多地方，我有很多采访资料都没能用完，最后，它们有一部分变成了“虚构”作品。我在写这个作品的同时，自然也是在为以后的写作积累素材。
在湘西的大多数采访都是老乡的屋檐下、院坝里和田间地头进行的，我颇为贪婪地聆听那些用民族语言、用湘西方言、用各种腔调的普通话讲述的带着泥土气息、乡野滋味的故事。有时候，为了一个采访对象，我们要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在群山间往返颠簸一两百公里。很多人生故事、贫困境况、奋斗历程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令我唏嘘、感动、流泪。但因为篇幅所限，其中有很多我采访过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却未能写入本书，我在书的后记中列出了他们中的一些名字。
潇湘晨报：类似湘西那样偏远的乡村，它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文艺青年眼中的“诗和远方”？
卢一萍：就像我在书中写到的，亿万国人在新时代中国乡村空间的战贫壮举，希望让落于时代之后的他们和我们，携手前行，把“汔可小康”的憧憬变为现实，从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都有一个回得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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