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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丨我所感兴趣的是文类壁垒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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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2 21:06

原标题：哈贝马斯丨我所感兴趣的是文类壁垒的消除

在《寒冬夜行人》中，卡尔维诺运用第二人称，将文中设定的“读者”所处位置，向任何一个真实世界的读者敞开。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使得读者不断跨越日常生活与虚构世界的界限，也引发了卡尔维诺的文本归类问题和文学真实性问题。在卡尔维诺这里，哈贝马斯看见了哲学、科学活动与文学活动的共通，并通过对其分析说明了消除文类壁垒、结合文学形式与哲学信念如何可能：知识事实上一定会冲破话语思想的牢笼，在纯粹的直观当中确定下来。谁从语境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理论在生活世界中的根源，谁就会想用叙事的隐喻技巧来揭示真理。

论哲学、科学与文学的关系

[德] 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

法学家如撒维尼、史学家如布克哈特、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哲学家如阿多诺等，他们同时也都是杰出的作家。德意志语言和诗歌协会每年都要颁发一次科学散文奖。无论康德或黑格尔，如果不是赋予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专业语言一种新的形式，就无法把他们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相对于物理学而言，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科学所陈述的命题内涵甚至更加不能与陈述的修辞形式隔离开来。正如玛丽·黑塞所说，即便是理论也没有完全抛弃隐喻，因为新的理论模式、观点、问题等要由隐喻通过对日常语言前理解源泉的直观把握来揭示。没有语言革命，就不可能彻底改变传统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习惯：这种关系大概无可争议。

弗洛伊德也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们这样认为，当然不是说他的科学天赋表现在他那优美散文的语言创造力当中。他能够发现新大陆，靠的不是无与伦比的写作才能，而是客观的临床观察、推理能力、感受力，以及在自我怀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毅力、好奇心等，这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所具备的良好品德。把弗洛伊德的作品当作文学来读，没有人会觉得不合适。但问题是，它们难道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说首先是文学作品吗？不久前，我们的回答还很明确；然而现在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真理问题的探讨果真是科学和文学之间传统界限的充分标准？影响很大的解构主义对习以为常的分类提出了疑问。后期海德格尔还把思想家和诗人区别开来。但在他那里，阿那克西曼德的作品和荷尔德林、特拉克尔的作品没有什么两样。保罗·德·曼对卢梭和对普鲁斯特、里尔克的解读并无区别。德里达也没有把胡塞尔、索绪尔和阿尔托区别对待。以为用似乎是经典的理论和小说概念所固有的一些特征就可以对弗洛伊德和乔伊斯的作品加以归类，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

我们的报纸和文化期刊至今还把专业书籍和文学作品区分得泾渭分明，不同的栏目也是条分缕析：先是虚构作品，接下来是对真理的探讨；前面是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后面则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作品(只要他们兴趣一致)。《法兰克福汇报》在文学副刊的头版刊登哲学家的著作，而且不是他们所拿手的精神史研究著作，而是随笔性质的沉思和札记，这样做的确是一次大胆的挑战。评论家稍作谦逊之后便开始对这场挑战做出解释：“将来我们说到国内杰出作家时，不可能不提到布卢门伯格的名字。他的创作集杂文、笔记、哲学叙事于一体，一言以蔽之，他所创作的是绵延不绝的世界历史幻灭的故事。其中最精彩的部分足以与博尔赫斯的讽刺散文媲美。” [1] 我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美言褒语 [2] ，而是对文类壁垒的消除。封面上的短评已经提醒说：作者对“他们作品归类的不确定性毫无疑义”。

Tempora mutantur(时代在变)。大约三十年前，阿多诺发表了《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当时，无论作者或读者都没有遇到文类问题。这位杰出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所发表的格言和沉思录，在当时不会妨碍评论家认为应当把他的这部格言集当作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来阅读；因为没有人会怀疑，任何一条短小精悍的片断都能把整个理论体系显示出来。那么，这里涉及到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还仅仅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理解呢？

[1] 希尔马赫:《最后的词语面前的笑:论汉斯·布卢门伯格<无尽的忧>》(Das Lachen vor letzen Worten. Hans Blumenberg‘Die Sorge geht über den Fluss’),载:《法兰克福汇报》，1987年11月17日。[2] 施拉夫:《再忧的理由》(Ein Grund mehr zur Surge)，载:《水星》，1988年3月，第328页及下两页。

依塔洛·卡尔维诺既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叙事能手，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分析学家，他参与的主要是法国的讨论，他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对“文学中的现实层面”这个题目进行探讨。他写到：“我写荷马讲到奥德赛说：我偷听到了女妖的歌声。”他分析了作者所创造的不同的现实层面，为此，他：(a)对他的写作活动进行反思；(b)虚构出另一位叙事者；(c)小说中所出现的人物的体验；(d)讲述其体验内容。(b)到(d)层面就是作品中的现实层面，亦即虚构的现实层面。对这个区域来讲，文本并不要求某个历史叙述、文献记录或证词确凿可信，相反，它“要求文学文本在阅读过程中特别可信，因而这是一种括号中的可信性，就读者而言，它就是科勒律治所说的‘把不信悬搁起来’的态度” [3] 。这表明，一部文学文本并不要求如实记录世界上的某个事件；尽管如此，它还是用想像事件来一步一步地把读者吸引住，直到他把所叙述的事件当真而欲罢不能。即使是虚拟的现实，读者也应该能够当作真正的现实加以体验——否则，一部小说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由于文学文本就这样把虚构和现实之间的沟壑给填平了。因此，卡尔维诺感兴趣的问题是：如果一部文学文本同样也能把作为符号集合的现实自身与其周围的经验现实之间的沟壑给填平，也就是说把一切现实都吸纳进去，那么，这部文学文本是否可以加以反思。这样一来，它就把自己扩展成了一种网罗一切的整体性。不管如何，卡尔维诺的思考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这样一种语言现实观：在作品中，它居于绝对位置，并且囊括一切。

如果文本这样来总括虚拟的现实，那么，它首先就得对它所处的三种世界关联进行追补反思，它们是与作者生活和创作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联，虚构和现实之间的一般关系，以及与叙事中铺染开来的、起码看上去真实的现实之间的关联。文本与它自身之外的现实之间发生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地方，即它摆脱作者思想的地方，它坚持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有所差别的地方，以及文本的可信性取决于读者的地方。读者把叙事内容和他所设想的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联系了起来。

[3] 卡尔维诺:《控制论和幽灵》(Kybernetik und Gespenster)，München，1984年，第143页。

《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由十部小说的开头组成。它们处于同一个叙事框架中，所描述的是一个男性读者和一个女性读者力求把片段继续下去或寻找失落本源的故事。第七部小说开头的叙事者的元反思反过来又被很艺术地插入这部小说中，借这位叙事者之口，卡尔维诺在理想作者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当中所表达出的是他在建构这部多重自我关涉的文本过程中的主导意图。这里首先出现的是表层动机。厌倦的读者难道不是在读完前三十页后就觉得无聊，从而中断阅读？更糟糕的是：作者本身在几页之后难道不是已经感觉到该说的一切都已说完？一部让读者去追随其他十部小说的小说难道不会减少越来越汹涌的书流的复杂性？更加值得严肃对待的是后一个动机：训练读者的愿望。这种训练一般只能使他把小说继续下去。卡尔维诺让他的读者连续十次跨越日常生活与陌生的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并且同样频繁地从一种幻想的紧张高度把读者解脱出来，这种幻想后来也就不再是幻想；卡尔维诺连续十次粗暴地打消他的读者在日常实践中把隐蔽的故事继续下去这样一个犹未得到满足的愿望，弗兰奈里写道：“我感觉到开头很兴奋，这种开头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发展可能，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在这么多的纯粹小说所组成的起始段落中出现的叙事魅力，在接下来的叙事中很快便消失了……但愿我能写出一本书，它只是一个开头，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能保持其最初的潜能……完全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 [4]

上文是对卡尔维诺在元反思层面上通过评论赋予其小说的接受美学观念所作的阐述。这种理论靠的是一种审美经验，但又远远超出审美范围之外，它必须在审美实践中经受考验。在这点上，卡尔维诺比德里达要坚决。只有当他把一种用第二人称书写的小说的试验坚持下去的时候，卡尔维诺才能证明小说与读者的联系不一定要在文本自身之外。理论要求在实践中加以证明，文学文本被它的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时，它由于不同于日常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同一性便消失了——这样文学的普遍性要求才能得到兑现。试验一旦获得成功，也就不再会从严格意义上去谈论某种理论。我先前所说的理论，接下来也就表现为文学的一部分，它同样也出现在小说中。文学和文学理论之间也就彼此同一起来了。

[4] 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第212页及下页。[5] 同上，第217页。[6] 同上，第205页及下页。

第二人称小说使读者参与其中，飘荡在虚构世界和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之间，他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在其内，作为众多虚构人物之一；同时又在其外，因为阅读到的读者形象引起了真实读者的注意，并立刻到书外去寻找一个所指。由于小说和它的读者建立起了联系，因此，它打破了虚构的界限，过程很杂乱，但凭借的还是小说手段。

小说的界限是以它与“读者”遭遇的开端和结束为标记的。卡尔维诺在他的小说中补充了这种状态。《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的开头是读者在书店里买到了一本崭新的卡尔维诺小说《寒冬夜行人》，并立刻埋头读了起来，从字面上来讲，阅读直到书的最后一句话和最后一页才结束。这样，卡尔维诺和他的读者建立起了双重联系。他所叙述的是一位(男性)读者同一位女性读者相遇，并和她一起历险(寻找丢失的书)，以及在此期间两人堕入爱河直到同床共枕、结为连理的故事。就此而言，这两个读者所承担的都是常规的小说形象，作者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一定的限制。一旦涉及到作为第二人称的现实读者，这种自主性起码在语法上受到了限制，因为现实读者必须有所回应。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这层关系经过三重折射，读者的自律性也随之增长。

首先，和这些有所侧重的小说开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认同的作者会拉着读者的手，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引入其虚构的世界。正在阅读的读者的世界同通过阅读开始向他敞开的世界超现实地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网络，确保熟悉和领会的过程能够进入第二层的虚构事件。小说中的第一部小说开头写道：“小说发生在一个火车站上，一辆机车呼啸而过，煤雾笼罩着本章的开头，烟遮蔽了第一段的一部分。有个人透过朦朦胧胧的车窗在张望，他打开咖啡屋的玻璃门……”与此同时，被阅读的读者和真实的读者的耳边响起了作者的声音：“作为作者，你的注意力现在完全集中在女人身上，多少页里，你一直在围着她转，我也在围着她转，不，是作者在围着这个女性形象转……”

接着，作者在反思层面上把读者与小说本身之间富有艺术性的结构关系透露给了读者。比如作者所指出的柳德米拉，“这位”读者遇上了她，并且心心相印：“读者，你怎么样?是时候了，这本第二人称的书不能再靠一个不确定的男性你了，一个有可能作为虚伪的我的兄弟和翻版的你，也应当直接求助于你，第三章以来，你作为第三人称必不可少，必须出现……这样在男性第二人称和女性第三人称之间就会发生点什么。” [7] 接受者所处的层面必须充满活力，这样小说中出现的那个孤独的读者才不会永远都只是作者的影子。

[7] 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第168页。

当然，(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只有在第三个反思层面上才能获得自律，对对方的反思加以“肯定”或“否定”，进而亮明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们面对不是作为第二人称，而是作为作家弗兰奈里(卡尔维诺另一个抽象的自我)日记中的第三人称的作者卡尔维诺时，他们变得自律了。有意思的是，(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并不把这种独立性归功于他们在这个地方所承担的语法角色，即具有三重结构的小说形象，而是归功于他们作为某个作家的对话伙伴的社会角色。作家把他们带入一种论证，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讨论当中。所以，卡尔维诺实现了其目的，即把读者纳入到文学文本当中，而且不用文学手段，只需动员他的真正读者暂时忘掉小说世界，认真对待虚构的人物形象所提出的证据本身。卡尔维诺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必须抛开小说的法则，以便把属于周围世界的一切，亦即某个读者可能有的反应补充到小说里去。因为只有参与论证的读者，即卡尔维诺所设想的读者，才会变成任意一个读者。

绝顶聪明的卡尔维诺当然看到了关键之所在。文本中塑造的读者一方面得是一个抽象的替身，他把他所处的位置向任何一个读者敞开。因此，“这个”读者是无名的。我们应当想一想，他作为一个人是不是太专业、太狭窄，或者说，受购得卡尔维诺最新小说的“崭新”样本这个情节、都市环境、职业等的限制，他的认同是不是太具体了。另一方面，“这个”读者又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品格，不顾一切清规戒律，从他的无名状态下走出来，因为作为小说形象，他不可能不卷入故事。卡尔维诺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把语法分工使命同时也赋予一个读者形象，这个形象分为一个无名的男性伙伴和一个具体的女性伙伴。在第一六九页，作者让“这个”女性读者了解到：“迄今为止，这本书考虑到的一直都是那些阅读它，并且有可能和其中被阅读的读者认同的读者。所以，他没有什么名称，自然地把他和小说中某个第三人称的人物形象等同起来(但是，第三人称的你必须具有一定的名称，即柳德米拉)，相反，他被有意识地保持在一个代词的状态下，受一切定语和行为支配。我们不妨看一看该书是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你(女性读者)的真实形象，并且开始使用这种框架，把你放到整本书当中，确定出你的形象轮廓。”

善于编故事的卡尔维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把张力之箭对准另一个方向(并让这支断箭在空中飘着)，光彩熠熠，但他付出的代价是必须一步一步地把吸引在柳德米拉周围的虚构读者的无名性给剥夺掉。小说在接受者的层面上将越来越两极化。一极是情节的动力，它使得抽象的读者“你”越来越个体化，使单称“你”所占据的空位越来越有血有肉，第二人称代词不断地靠近个体名称；另一极是“这个”读者的防御努力，他试图在具体生活面前坚持其语法虚构，尽可能地淡化或搁置对柳德米拉(和她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决定娶她)的爱，最后在回应发生在另一个层面上的相对行为时亮出自己的爱，这点已经遭到质疑。(卡尔维诺的)这部小说并没有超出小说的范围。

自我超越的虚构受制于虚构法则。卡尔维诺想用这部小说说明的内容，必须在小说当中表现出来：小说向生活的过渡以及把阅读当作对生活的筹划。卡尔维诺所描写的柳德米拉这个人物形象，她一生都沉醉在阅读当中。他写到了书写出来的话语控制生活的权力，为此，他用姐姐这个对立形象来映衬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的姐姐未能经受住文本事件的巨大诱惑。罗塔里娅这个六十八岁高龄的女人带有后现代性格，具有反讽味道。她认为文学就是浪费时间，她追随时代潮流不遗余力，甚至还想处理一些“问题”。但她最终也被自己频繁使用的语词诡计和过分的能指抛到了后头。即便伊尔纳里奥这位真正的非读者也没能走出书中的世界；他把柳德米拉的书变成混凝纸，而用混凝纸做成的雕塑又落到了艺术批评家手里，用来制作艺术目录。“这个”读者受到了启发：“你集中精力阅读，试图把柳德米拉的思想移植到书中，你好像指望她会从字里行间走出来与你会面。” [8]

[8] 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第167页。

总之，卡尔维诺所写的这个故事，其场景从字面上讲反映在这部书的世界里面——反映在书店和出版社、文学讨论课和作家的工作间、书架和婚床等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夜里读到的。但最终这个世界还是作者一手导演出来的，它由上往下俯视这个读者及其女性读者，这个作为第二人称出现的女性读者始终都是第三人称形象。作者的主权没有谁能阻挡得了：“男性读者和女性读者现在成了丈夫和妻子。一张双人床供你们一同阅读。”柳德米拉把她的书合上，问她的读者：“你也读完了。你就不觉得累吗？”我手里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没有再标明页码。难道试图抹去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过渡的痕迹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

他同时也指出，柳德米拉可以进入日常生活。和超常事物的关系只是暂时的，既不能永恒化，也不能整体化。文学文本和日常生活之间一直都有个界限，对文学文本的审美经验也不能证明作为一种一般文本事件的语言概念。这种一般的文本事件抹平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控制着整个内心世界。那么，文学所指明但却无法获得的，究竟是什么呢？在何种意义上日常生活对文学构成了限制？

言语行为在文学文本中失去的力量，在日常交往实践中保持了下来。在日常交往实践中，言语行为的活动领域是行为的具体语境，其中，参与者必须熟悉所处环境，并且——或许有些愚蠢——要处理一些问题；在文学文本中，言语行为的目的是让人接受，接受又使读者从行为中解脱出来：他所遇到的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问题，和他都没有切身关系。文学并不要求读者采取日常交往所要求于行为者的那种立场。虽然两者都卷进了历史当中，但方式不同。我们要想阐明这种差异性，只有从意义和有效性的关系着手。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文所要求的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表达的真诚性以及价值的优先性，既针对言语者，也针对接受者；相反，文学文本中所出现的有效性要求尽管具有同样的约束力，但它仅适用于文本中的人物形象，而不针对作者和读者。有效性的转换在文本的临界点上中断了，不会通过交往关系一直延续到读者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言语行为不具备以言表意力量。陈述内容的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只对小说的人物形象、第三人称以及转变成第三人称的第二人称人物形象有效，对于真正的读者则没有什么价值。

这种内在联系和读者脱离了关系，使得读者无法向文本提出具体的问题，比如卡尔维诺让小说中译者玛拉纳这个人物形象制造出弗兰奈里小说的日译本，同时又悄悄地告诉读者这些译本是伪造的。读者知道，作者所说的“假装的弗兰奈里”真是假的。读者不可能“限制作者的职能”。什么有效，什么无效，只有作者能决定得了；只有作者能够明确声称：“说到底，除了伪造之外，没有什么是真的。” [9] 一旦作者允许读者自行判断弗兰奈里对柳德米拉所说的一切以及柳德米拉回答弗兰奈里的内容是否属实，那么，他就放弃了一个文学作者的独立地位——结果他所创作出来的便是另一种文本。读者对文本的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的立场和日常的“外在”立场没有什么两样，他透过文本看本质——因而打破了虚构。

[9] 卡尔维诺:《寒冬夜行人》，第232页。

读者对待哲学文本和科学文本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这些文本要求他对文本的内在有效性要求进行批判。和审美批判一样，他的批判针对的不是文本和文本所完成的解释世界行为，而是文本中关于世界中的事物的表达。理论文本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受行为的约束，但和文学文本不同的是，它们远离日常实践，在它们的临界点上不对有效性加以转化，不让读者放弃作为文本本身所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的接受者的角色。

哲学和科学的作者放弃了文学作者的独立地位，而文学作者为了这种独立地位付出了另一种依附的代价。卡尔维诺所讨论的主题就是文学作者对语言的启蒙力量的依附性，而对于语言，文学作者并不能任意支配，他必须通过与超常事物的联系使自己沉浸在语言当中。科学作者也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依附性，哲学作者当然更不能了。阿多诺认为令人信服的格言是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因为格言作为形式能够把阿多诺内心的知识理想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思想，它在论证语言的媒介中无法表达出来，起码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知识事实上一定会冲破话语思想的牢笼，在纯粹的直观当中确定下来。 [10] 布卢门伯格所爱好的轶事体形式表现为另一种文学样板，西美尔或许堪称典范，尼采当然不在其列。这里，文学形式和哲学信念之间也能切合起来：谁从语境主义的角度去理解理论在生活世界中的根源，谁就会想用叙事的隐喻技巧来揭示真理。

[10] 施耐德巴赫:《辩证法作为理性批判》(Dialektik als Vernunftkritik)，载弗里德堡、哈贝马斯(编):《阿多诺讨论集——1983》(Adono—Konferenz 1983)，Frankfurt，1983，第66页及下两页。

选自《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12.4

| 于尔根·哈贝马斯（1929— ）德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50年代前期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上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后期曾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60年代先后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年至1980年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回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教授，至1994年退休。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并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的核心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主要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1962）、《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1968）、《认知与兴趣》（1968）、《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交往行为理论》（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话语的伦理学》（1991）。

题文配图：©Peter Horv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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