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贬杭州，苏轼为何与僧人最亲近？告解：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原标题：初贬杭州，苏轼为何与僧人最亲近？告解：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
当一个人内心苦闷却无法排宣的时候，除了告解，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良药了。
公元1071年，苏轼贬谪到杭州做通判，主管刑颂一职。
因为他的到来，杭州被涂上有史以来最浓重的文化符号，可在这里隐居的很多和尚却遭了“殃”。
杭州多山水，四时风光迤逦多姿，令人流连忘返。
站在900多年前的凤山顶上，北望十万人家，南枕钱塘江潮，西湖波光粼粼，东山禅音重重。甫一安顿好，苏轼就像是回到久违的故乡，马上喜欢上了这里。
在苏轼之前，杭州的名气因柳永而为天下知，那一句“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不知在苏轼脑海中流淌过多少遍。
不过，当杭州人听说天下闻名的“三苏”之苏轼来到杭州，纷纷拥来观看。论名气，论节义，苏轼可比当时落魄的柳永受欢迎多了。
当时的杭州知州是理学家陈襄，这一位和苏轼大有渊源。两人皆任过开封府推官，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谪，只比苏轼早来了1年。
脱离了朝堂的狗苟蝇营、尔虞吾诈，在他乡遇到同等遭遇的知音，又机缘巧合来到一直想超越的词人柳永极力称赞的杭州。
在这里，苏轼即将放飞自我，书写中国诗词史上最浓厚的一笔！
杭州一带的民风十分淳朴，刑颂一职对苏轼来说很轻松，知州陈襄又没有三天一大会每天一小会的习惯。所以，一旦闲暇，苏轼就到处游山玩水，乐不思蜀。
苏轼深信自己前世就出生在杭州，他常常在诗词中记载这种神奇的命运邂逅。
比如第一次拜访寿星院，他跟同伴说自己以前来过这里，通向忏悔堂的台阶有92个。同伴不信，两人认真一数，果然如他所说。
宋朝的僧人大多文采飞扬，再加上这次神奇的阅历，让苏轼对杭州周围的360多座寺庙起了兴趣。
从凤山顶的官邸出发，不过五里十里，就能走到灵隐寺、虎跑寺等大小寺庙。苏轼常常一个人早晨出发，沿着西湖走半圈，过了灵隐寺，爬上天竺顶，再走到葛岭在虎跑寺逗留一会儿，喝喝茶、聊聊天，再沿着一条蜿蜒的溪流走回来。
每次苏轼回来，街灯都亮了。穿过人潮涌动的河塘夜市，喝一点酒，构思几首诗，然后再忘掉，这样惬意的一天就过去了。
我饮不尽器，半酣尤味长。篮舆湖上归，春风吹面凉。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苍苍。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苏轼《湖上夜归》
日子久了，西湖边净慈寺的大通禅师和他成为了好友，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不过，彼时的苏轼纯粹想从禅机妙语中寻得告解和安宁，并未深研佛理。但是，有慧根的人不需要学习，也能明了天理，苏轼就是这样的人。
大通禅师是个虔诚的和尚，遵守戒律，远近文明。
有一次，苏轼在青楼喝了点酒，兴致大发，带着友人和歌妓就奔净慈寺而来。朋友大惊，慌忙拦住，说：“大通禅师严守清规，你带着歌女妙姬肯定进不了山门。”
苏轼胸有成竹，带着妙姬进了山门，对阻拦他的大通禅师说：“和尚，你把木鱼借给她一用，我就还你一首道歉词。”
大通禅师破戒了，却换来天下闻名的苏轼一首词。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苏轼《南歌子》
苏轼借这首词戏问大通禅师，未来弥勒至今不出世，怎知不是未敬三五女子之缺？何况，入庙来的阿婆，哪个不曾有三五芳华之多姿？
在苏轼眼中，天下芸芸众生皆平等，歌女如何入不得寺庙？人生如戏，我借此来点醒你，别怀疑我的用心。大通禅师哭笑不得，却也认这个理。
杭州寺庙多，和尚多，他们不仅有趣，也有人情味。
灵隐寺有个了然和尚，失手打杀了一位歌女，案子送到苏轼手上。原来，这个和尚竟然起了凡心，喜欢上一个叫秀奴的歌女。
但是，彼时的和尚收入不多，等了然囊中羞涩，秀奴便不愿见他了。了然相思深种，在一次醉酒后又去纠缠秀奴，失手打死了她。
苏轼命人把和尚带上堂过问，发现他臂上刺了一行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苏轼喟然，批了死刑后，忍不住写下一首词。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苏轼《踏莎行》
世上流传最广的是苏轼与佛印和尚的故事，但佛印开始并不愿意做和尚。
佛印是李定（前文提过，王安石的幕僚）的外甥，出身大富之家，每次出行都带着不少佣人，虽然精通佛理，却不是特别遵守清规戒律。
苏轼第一次是在孙觉（前文提过，王安石的朋友，因反对王安石被逐出朝堂）家见到他，看他高大英俊、妙语如珠、文采飞扬，就把他带在身边，引为知己。
有一次，两人上山拜访寺庙，前殿有两个凶猛的神像。
苏轼突然好奇，问佛印：“他们两个哪个更厉害？”
佛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是拳头大的最厉害！”
苏轼哈哈大笑，指着他的光头说：“原来你是个崇尚武力的和尚！”
在杭州的日子是快乐的，这里没有庙堂倾轧之凶险，没有人性反复之善恶。苏轼尽情地徜徉其中，这里只有风花雪月之清扬，只有十万人家之烟火。
可是，苏轼的内心却是不平静的，没人能理解他的痛苦。
公元1073年重阳日，本是官府举办例行酒会的日子，苏轼却推辞了众人，独上吴山。到了傍晚，他与僧人、周邠乘舟而归。
此时的杭州城已是万家灯火，远远就能听到市井饮酒的喧嚣声。
当时，周邠丧服在身，心情低郁。而苏轼也心事重重，虑及家国自身，写下了这首诗。
霭霭君诗似岭云，从来不许醉红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见轻桡破浪纹。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晚风落日元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这是一首寓意深刻的诗。
苏轼和周邠巧遇在有美堂，此处是杭州前任知州梅挚为感恩宋仁宗建的华亭，欧阳修为之作《有美堂记》。
周邠是苏轼的忘年交陈舜俞的女婿，陈舜俞因反对王安是的“青苗法”被贬，周邠的仕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兼且其父病亡不久，心情十分低沉。
苏轼感同深受，以历史典故自喻，劝周邠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诗中的袁彦道，是东晋历阳太守，因上奏军情不实而被朝廷认为欺骗，被免去官职。而灌将军则是西汉猛将灌夫，在丞相田蚡的婚宴上因不堪被鄙视，怒起痛骂被斩杀。
在诗的最后，苏轼以重阳落日后的清凉，寓意当时的政治氛围，一天会比一天肃杀，请他保重身体，坚定志向。
重阳落日，僧人孤舟，在这一刻，苏轼终于吐露心声。
在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面前，苏轼下意识地选择了逃避。他寄情山水，告解于僧人，游荡于方外之地。
可是，一个伟大的人再平凡，都带着某种使命。这种使命让苏轼无法脱离民生，无法远离红尘，他徜徉在河塘夜市，迷醉于十万人家，只为寻找生存的意义。
如同他劝解周邠，“霭霭君诗似岭云，从来不许醉红裙”。身在沟渠，仰望明月，这才是词圣苏轼真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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